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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紅

黃大鉞，清代龍山縣備受尊崇的鄉賢，是一位經朝廷“御批”核準入祀鄉賢祠的人物。光緒版《龍山縣志》載其事跡：“黃大鉞，字子虔，號井門，之翰季子也。由嘉慶丙子科副貢生，補湘鄉縣教諭，加鹽運使司運同銜。既沒，以鄉賢入祠于學。大鉞生平義行彪然，由邑人所稱道，名聞于遠。” 其善舉卓著，包括捐資重修黌宮（縣學）、整修文昌宮，與姻親張廷輝共捐建合志橋、繼志橋，參與修葺縣城城墻、增建“永安”門，以及在跳魚洞倡建鐘英塔等。

有感于黃大鉞的諸多貢獻，筆者萌生研究其生平之念。在資料搜集過程中，關于其任職的通行描述：“由嘉慶丙子科副貢生，補湘鄉縣教諭”及其在鐘英塔碑刻上的署名“長沙府湘鄉縣教諭黃大鉞”，引發了筆者深入探究的興趣。尤其是一些網絡文章提及“大鉞在湘鄉做了多年教諭，他任期內最有成績的學生叫曾國藩”并稱其“在職卒”，更促使筆者期望考證其任職湘鄉的確切時間，并厘清其與曾國藩是否存在師生關聯。

曾國藩的早年求學經歷記載清晰：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十五歲參加長沙府試（第七名）；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十九歲入衡陽唐氏家塾；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二十歲轉入湘鄉漣濱書院；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秋，考取秀才；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，入長沙岳麓書院，同年秋中舉，旋即入京備考會試。黃大鉞則于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丙子科中副榜貢生。若黃大鉞確于1816年后長期擔任湘鄉教諭，理論上存在成為曾國藩早年縣學老師的可能。

為核實其湘鄉任職，筆者查閱了同治版《湘鄉縣志》職官卷。然而，遍查該卷，雖見有龍山縣恩貢劉大振于嘉慶十年（1805年）任湘鄉教諭的記錄，卻未見黃大鉞之名。這一缺失令人困惑：是《龍山縣志》記載有誤，還是《湘鄉縣志》遺漏？

繼而查閱光緒版《湖南通志》職官卷，全省各縣教諭名錄中亦無黃大鉞。該通志僅確認其中嘉慶丙子科副榜。但轉查《湖南通志》卷一百九十四人物志，則發現黃大鉞條目，其內容與《龍山縣志》略有差異：“黃大鉞，字秉齋。嘉慶丙子副榜，權武岡學正，旋補湘鄉教諭。見同官索新進諸生贄，必取盈其欲，多寡爭校，無復師弟之誼，則愀然曰：‘是豈吾所能哉！’遂告歸，不復出。” 此記載關鍵性地補充了其曾短暫代理武岡州學正，隨后才補授湘鄉教諭，并在湘鄉因不滿官場陋習（索要高額“贄見禮”）而很快辭官歸里的重要信息。

循此線索查閱《武岡州志》，果于職官卷中查得：“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署學正：黃大鉞（副貢）”，同欄還列有湘潭舉人張力輿。這表明道光七年武岡州確有兩任學正到任，印證了《湖南通志》中“權武岡學正”的記載。由此可推斷，黃大鉞在武岡任職時間應不長，旋即調任湘鄉教諭。

清代朱克敬編纂《龍山縣志（略）》中關于黃大鉞的記載與《湖南通志》人物志相符，均強調其到湘鄉不久即辭官歸里，此后在龍山興辦教育、力行善舉，生徒遠至。

那么，為何《武岡州志》有其記錄，而《湘鄉縣志》和《湖南通志》職官卷均付闕如？對比三志職官記載規律，可知原因主要在于任期過短且品級不高。《湖南通志》對任期短暫的縣級教諭常不予收錄，如《湘鄉縣志》所載任職僅一年兩個月的教諭鄒應升，《湖南通志》亦無載；《武岡州志》咸豐四年任學正的楊白元，《湖南通志》同樣缺記。黃大鉞在武岡為“署”（代理），在湘鄉任職時間更短，自然未入《湖南通志》職官卷。至于《湘鄉縣志》缺載，除任期極短外，可能與其主動辭官、未完成常規任期，且與同僚不睦有關。

綜合考證，黃大鉞的仕宦經歷可梳理如下：

1.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：中丙子科副榜貢生。

2.多次會試未第：中副貢后多次赴京參加會試未中。

3.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：通過選拔，署理（代理）武岡州學正。

4.約道光七年末至八年初（1827年—1828年）：補授湘鄉縣教諭。

5.任職湘鄉期間：目睹官場索賄陋習，恥與同流，短期內即毅然辭官。

6. 辭官歸里后：在龍山設館授徒，力行公益（修橋、建塔等），潛心著述，有《讀經質言》八卷、《退一步軒詩文集》十卷等，并精研書法。

關于與曾國藩的師生關系：曾國藩于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轉入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，黃大鉞應已辭官歸里（1828年左右）。且曾國藩的早期教育主要在私塾和書院完成，其考取秀才（道光十三年）前的縣學經歷記載中，未見黃大鉞之名。因此，“黃大鉞為曾國藩老師”之說缺乏史料支撐，可能性極低。《龍山縣志》載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正月，兩江總督曾國藩曾征召黃大鉞長子黃元齡入伍，此時距黃大鉞去世已近二十年，二人更無直接交集。

最終，黃大鉞因其在地方教育、公益和文化上的卓越貢獻與高尚品德，于同治己巳（1869年）經地方呈請、朝廷核準，入祀鄉賢祠，成為龍山歷史上備受敬仰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