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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兒帶承載的是新生的希望。 向洪賓 攝

老式的背兒帶，繡工十分精美。 石流 攝

新繡的背兒帶色彩無比艷麗。 石流 攝

背在奶奶的背上，孩子看到更廣闊的世界。 石流 攝

小孫子在爺爺的背兒帶里安睡。 石流 攝

向洪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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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西，一個神秘而美麗的地域，這里有著美不可言的自然景觀，有著令人向往的人間煙火氣，更有著讓人不斷溯源的少數民族文化根脈。湘西少數民族中，苗族人數占比較多，其蘊含著的民族文化更讓人魂牽夢縈。

從廣為流傳的《苗族古歌》中，我們可以溯源出，苗族先民最先居住于黃河中下游地區，其祖先是蚩尤。“三苗”時期，又遷移至江漢平原。后又因戰爭等原因，逐漸向南、向西大遷徙，進入西南山區和云貴高原。苗族先民在歷史上曾進行過五次大規模遷徙活動。這些遷徙不僅改變了苗族人口在地區上的分布，也深刻影響了苗族文化和社會結構。

湘西的苗族人民，就是在遷徙過程中擇湘西而居的一支。在這漫長的遷徙和不斷更換居住地的過程中，苗族婦女以棉麻為紙、銀針作筆，在日常服飾上書寫著跨越千年的生存史詩。其中有一件被稱為“行走的家園”的器物，它就是背兒帶。

背兒帶在湘西苗族語系里有兩種讀法。一是窩綁、窩棚（音：wo bang），割“哥”毛（花垣，吉首片區）；二是嘎嘣，全稱“嘣軸嘣旦”（鳳凰片區 ），漢譯成漢語為“褓背”“巴裙”“褓單”“褓被”“背帶”等。從苗語直譯“窩綁”“窩棚”來解讀，“窩”意指為“家”，“綁”意指為“捆綁”“束”，“棚”意指為“支撐”“架子”。由此可以理解“背兒帶”是“捆綁在背上有支撐的家”，即用背帶和被子包裹嬰幼兒，背于背上。

據顏師古《漢書注》：“襁”即今之小兒繃也。李奇曰：“以增布為之。”李賢《后漢書》〈清河孝王慶傳〉：“以增帛為之。”皇疏云：“以竹為之；或云以布為之。今蠻夷猶以布把裹兒負之背也。”書中所描述的場景，至今在中國西南地區仍相當普遍。

“窩綁”或“嘎嘣”，早已超越襁褓的實用范疇——它是一部用筋骨與血脈裝訂的立體族譜，針腳間繡刻家族興衰；它是穿行在崎嶇山徑上的活態遷徙史，紋路中鐫刻蚩尤后裔五遷武陵的悲壯；它更是苗族與自然博弈的終極哲學裝置，將生存智慧熔鑄于方寸經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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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西苗族長期以來處于農耕經濟的生活形態，大部分地區遵循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，女性成員除了擔任繁忙的日常家務、田間勞作之外還要負責家人的日常生活。生活環境的艱辛和繁重的家務農活，為了解決照顧幼小和生存之間的矛盾，在長期的山野生活過程中演繹出了“背帶”“包袝”“巴裙”這一物件。在功能上，“背帶”不僅僅解放了苗族婦女的雙手，使其能滿足在日常勞作中照顧幼小的需求,讓嬰幼兒有了一個舒適安全的空間，同時又能釋放勞動力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背兒帶將單一的使用功能演繹為血緣傳承、親情遞進的心靈連接。

湘西地區的背兒帶多為天然棉、麻、絲、綢材質。當地的苗族婦女將天然的棉麻或者是蠶絲經過加工、紡織，再進行染色、刺繡、裁剪，最終縫制形成。湘西地區的背兒帶多為平鋪式，偶有帶裝式。結構分為帶頭、帶身、綁帶三大部分。帶頭和帶身常為刺繡工藝，綁帶多為織錦工藝。帶身由一張三角巾或小方巾與一張長方形帶底組成，并施以大量的刺繡圖案，帶底由純棉布為主，左、右、下三邊多鑲綢緞輔助。

背兒帶通常按季節分為春夏款與秋冬款，按使用頻率分為日常款與盛裝款。春夏款背兒帶多為單層，面料以輕薄、透氣為主。秋冬款背兒帶多為雙層，底帶開口，里面襯有棉花或棉被，以厚實、保暖為主。日常款的背帶多以黑、灰、藏藍為主，無帶頭或帶頭無刺繡，帶身刺繡以素色棉線為主，圖案簡潔。盛裝款無論是帶頭還是帶身均以蠶絲彩線進行刺繡，工藝復雜，紋飾豐富，構圖精美；面料用色以紅、綠、黃、黑等傳統顏色為主，整體展示出奢華精美的視覺效果。背兒帶相對于背或抱來說，更安全、更貼切，可以防止大人在勞作的時候孩子從背上摔出受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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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件背兒帶都是一座微型博物館，藏著苗族文化的基因圖譜，其蘊含著“肚子”與“胞衣”的意象，它不僅僅代表家族的財力，更象征著孕育新生命的歡喜與祝福。

背兒帶結構分為帶頭、帶身、綁帶三大部分。帶頭喻意為天，其繡樣多以飛鳥、蝶蟲為主。帶身的三角巾喻意為旗幟與箭頭，旗幟是主權與地位的代表，箭頭是武力與方向的代表；武力昭示苗族從不畏懼強權、捍衛家園的力量，方向表明了苗民心向家園，永不放棄的遷徙之心。帶身長方形主板表示故土、家園，是苗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，所以帶身的刺繡色彩、紋樣結構是最豐富最復雜也最絢麗的地方。綁帶則表示遷徙路途上的山水與路程， 即使前行的路再長、山再曲折、水再蜿蜒，阻礙再大，苗族人始終不放棄、勇往直前。

背兒帶上的圖案、紋飾亦采用苗族常用的蝴蝶與花卉為主題，輔以龍、鳳、獅、鳥、魚……再佐以水波紋、山脈紋、花草紋樣來表達民族的遷徙、生命崇拜、宗教信仰、神話傳說等。或黑或藍的背身面料上以五彩絲線繡有蝴蝶、蓮藕、荷花、魚躍龍門、金獅戲珠，有花開連理、一路連科、福至滿堂等美好寓意。紋飾圖案不拘謹、不呆板，飄逸、靈動，既具有形態上的美學表達，又具有神態上的超越意識。

紅、綠、藍、黑四色構成了苗族的生命色譜。黑色基底是用火塘灰染制的“大地色”，不僅耐臟污，更能吸收太陽熱能，為嬰兒提供溫暖。靛藍刺繡由板藍根染就，被稱為 “遷徙藍”。紅色以極重的占據比例分布在背帶的各處，配合銀質掛件（苗族認為銀飾可驅邪，保護嬰童），構成物理與精神的雙重防護。這種色彩實用主義延伸出防獸功能，艷麗的紋飾使山林中的嬰兒如警示燈般醒目。這些色彩不僅具有實用功能，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含義，每一種色彩都是對自然的禮贊與生命的詮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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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舊石器時代的“嬰兒吊床”相比，湘西苗族背兒帶實現了三大進化飛躍。在功能性上，從單純懸掛到集保暖、遮陽、防護、教育于一體，展現了人類育兒技術的革命性進步；在符號性上，從自然材料到承載文化編碼的刺繡紋樣，實現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升華；在社會性上，從個體育兒工具到家族傳承信物，展現了文化傳播的指數級效應。嬰兒通過背帶，釋放了家庭勞動力，形成“生產-育兒”空間重疊，讓育兒成為家庭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。女方家庭準備背兒帶，村寨女性之間互相借用流轉，受贈者回贈稻米或繡線，讓物質與情感循環流轉，構建了鄉土社會的底層運行邏輯。

在這種文化背景的包裹和暈染之下，湘西苗族背兒帶以其結構飽滿、對稱嚴謹、紋樣裝飾繁復、刺繡技法精湛，成品秀氣婉約又不失古樸原始、粗獷豪邁的民族特性。在歲月積淀下，背兒帶不僅僅只是具有視覺美感的日用品與裝飾品，更逐漸演變成一種具有穿透力、感染力的文化符號。

從藤蔓到數字的萬年進程，背兒帶承載的從來不止是嬰兒的重量，更是一個民族在五遷絕境中淬煉的生存哲學。這行走在肩背上的家園，以針腳證明，人類最偉大之處，永遠是讓生命在滄桑與苦難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力。